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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做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

发布:admin08-15分类: 独立音乐

  讨论的主题一般是上午规定的,但他们有时也即兴讨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比如一次他们讨论“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什么意思。就是妇女也不能在家里闲呆着,要出来帮忙顶半拉天。一个阿姨说:“能顶半边天就是一家一半的意思,我半拉,你半拉,啥时候你们顶过整个的天啦?叔叔说,这不明摆着,你们没有我们有劲儿,我吃4个馒头,你吃两个,我扛100斤大米,你扛50,这不就是说,我们是整个的,你们是半拉的吗?阿姨说,你可真敢腆着脸胡说啊!我生了4个孩子,你生几个?叔叔说,你甭吓唬我,你生100个也好,请问,没有我,你咋生!众人大笑,那阿姨抄起大围脖就扑过去,把那叔叔抽得东躲西藏,说好好,干脆整个天都让你们顶,我们啥也不干行了吧?阿姨说不行,就得一家一半,谁也不许偷懒。打闹了半天,还是没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    
      提到“五四”,人们都会想起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但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名字决不能忘记,那便是蔡元培。    
      提到老舍的语言,人们都忘不了“幽默”二字,似乎没了幽默,老舍的墨水瓶就会干竭。其实老舍虽然生性幽默(就如同一个人生性严肃或忧郁,并无什么优劣雅俗之分),但并不以幽默取胜。如果说他的早期出世之作《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难免有油滑之处的话,那么他在以后的艺术道路中可以说是很娴熟地把握住了幽默这根缆绳。他对苦难是笑中含着眼泪,对黑暗则是无情地讽刺与鞭挞,对友人则是诙谐中饱含着情谊。他的散文是很能表现这一点的。    
      题目弄清了,下面开头两行便是“深夜一枝灯/若高山流水。”    
      题目是“十二月十九夜”。有人说,不知道这个日子有什么纪念意义。其实,以日期作题目的诗并不一定非要有什么意义,有时仅仅是标明写诗或产生诗兴的时间。这在我国的古典诗歌中比比皆是。往往还同时起到了小注的作用。尤其废名说过:“我的诗是天然的,是偶然的”,他在讲到自己的几首诗时几乎都说是在一种偶然的环境中突然萌发出诗情。如《理发店》一诗就产生于他在理发店刮脸之时,《街头》一诗就产生于他在护国寺街头看汽车之时。所以,可以说废名的诗作是一种“顿悟”的产物,用他自己的话,叫做“是整个的不是零星的,不写而还是诗的”,这也就是他觉得自己的诗有别于卞之琳、林庚、冯至等人精心制作的诗歌之处。这样,我们再来看“十二月十九夜”这个题目,它不过是说明了该诗的写作时间或描述时间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而已(由前后诗作写作顺序推知应该是公历)。    
      天安门前大游行,    
      天地间一朵壮丽的蘑菇云    
      天将灾之    
      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君主之专制,极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汉武帝之罢黜百家;教主之专制,极于孔子之诛少正卯,孟子之拒杨墨。    
      通人做不成,还包含着被贬为“文士”的危险。文士指“能文辞,且兼及古今兴亡家国之变”。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文士成了备受讥讽蔑视的人,文章必须写得枯燥乃至不通,才算是有学问,面对人民疾苦世风国运必须脸不变色心不跳才算是有修养有道德。陈平原的文辞功夫属于上佳,而且经常有“人间情怀”,即他自己所说的:“有历史的感慨,也有现实的忧思”。于是,他就必须时时小心学者们把他由通人的楼头推下文士的地牢。所以,他一直声称自己是“两副笔墨”,一副是“正经规范的学术文章”,这证明他不是通人,是老实的学者;另一副是“学者散文”,他叫做“学者的人间情怀”,这证明他不是文士,但可以做文士的朋友。陈平原如此自定的学者立场显然与那些“学者们”是不同的。人家那些学者,从来不用这么费事地解释自己,只需要不说话,说废话,然后说某某和某某没学问即可。    
      同反动派做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    
      同学们好!    
      同样,正是这种精神,使北京虽有粗俗粗鄙却不致沉沦。北京是不乏粗俗粗鄙的。它往往表现为北京特有的一种痞气,一种高贵之气,一种幽默之气!北京的痞气也是一流的。如果要和北京人比一比看谁更痞,相信没有人能比得过,实际上也没人敢比。但,北京却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痞子城市”。因为贵族精神是北京人的灵魂。    
      突然消失了夏日的辉煌,突然平添了秋日的凄凉。突然,心头蒙上了莫名其妙的对冬日的恐慌。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袜子的眼睛    
      蜿蜒游走    
      晚饭后,爸爸问阿蛮:“你觉得生活怎么样?”阿蛮想了想,说道:“很美好。”真是令人回味无穷。    
      晚来天欲雪    
      晚上是自由活动,有时看电影、演出什么的。有的人下棋,有的人打篮球,最多的是打扑克。也有人找借口请假回家。其实也没有人真的看管,散步几个小时都没人知道,可大家都很自觉,出去一律请假。看电影演出之前要集体唱歌,他们有时不爱唱,就让我们几个小孩上台去唱,或者让我唱样板戏、背诵毛主席语录。我那时还不能把样板戏全本唱下来,但主要的唱段都没问题。只是嗓子还没发育,唱什么都是娃娃腔。毛主席语录除了老三篇以外,短的能背百十段,常用的、报纸上登过的都会。他们喜欢随便说一句,然后我应声接下去,对答如流,百无一失。所以后来我在整个商业局都有了名,我父亲一去局里开会,别人就问:“孔胖子,你儿子又读什么长篇小说啦?”我偶尔也感到,他们是利用我来解闷,所以我有时拒绝表演。但我通常不觉得在无损自己尊严的情况下为别人解闷有什么不好。    
      王府井燥热的七月的街头    
      王朔的《顽主》,写了几个不务正业、游离于社会边缘的青年,可是他们却不但拒绝上大学,而且公然看不起大学里的教授,甚至用恶作剧来戏弄教授。《空中小姐》的男主人公,诱骗女大学生,却自认为心地高尚纯洁。在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看上去很美》中,透露出像王朔这样的在北京长大的孩子从小养成的喜欢盛气凌人的的处世态度。这种过度的自信已经失去了老舍时代的“和气”与“含蓄”,而更强调“爽快”与“俏皮”。其实这是一种“没落贵族”的精神气质。王朔自己的生活范围和他所描写的主要人物的生活范围,并不是以胡同文化为代表的老北京,而是1949年以后兴起的以“大院文化“为代表的新北京。王朔自述说:    
      王朔的话有些绝对,大院文化与老北京文化并非没有什么渊源关系。这些大院居住的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以后迁入北京的政府和军队各机关的“革命贵族”,在这些大院长大的孩子与胡同里的北京孩子既有相互影响,又有相互矛盾和歧视。大院里的革命贵族子弟视野开阔,知识面广,在求学就业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王朔1958年出生,1976年毕业于北京第四十四中,后进入中国人民海军北海舰队任卫生员,1980年退伍回京,进入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任业务员,1983年辞职靠写作维生。)但是“改革开放”时代到来之后,他们之中那些中下层官员的子弟感受到了失落。他们不得不更多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市井间谋生,但另一方面又保持着贵族的思维和情感方式,而这也正好是整个北京在1979年之后的文化处境。在毛泽东时代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北京颂歌》,内容是歌颂北京作为中国首都的政治地位,“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在邓小平时代则有一首流行歌曲叫《故乡是北京》,内容是歌颂北京的风光,“天坛的明月,北海的风,卢沟桥的狮子,潭柘寺的松”。由政治转到文化,但仍然强烈地流露出北京的贵族气。网上有一篇文章这样谈到北京的大院文化:    
      王朔的作品乍一看也是平民化的,而且是比其他京味作品层次更低的,以致很多读者和学者都把王朔的作品称为“痞子文学”。王朔的创作的确存在着“痞子”气息,但王朔笔下的痞子式人物并不是猥琐愚昧的简单流氓,而是具有强烈的精神优越感和自信心的,具有精神追求的“痞子”。这类自有一套人生哲学的北京痞子其实在老舍的笔下已经出现过,只是老舍对这些人物给予了明确的道德批判。从《老张的哲学》里的老张,到《茶馆》里的唐铁嘴、刘麻子。对于他们所做的不合乎一般道德规范的“无耻”之事,他们自己却有一套高明的解释。老张在自己开的学校里同时开了商店,他不准学生到别的商店去买东西,却说是为了“增加学生爱校之心”。算命为生的唐铁嘴用英国的烟卷吸食日本的白面儿,却得意得说:“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帝国伺候着我一个人儿,这点儿福气还小吗?”他们做着“小人”的事,却要把自己表现得像个贵族,这也是北京文化的特色之一。而到了王朔的作品里,对这些人物的态度就不是批判和讽刺,而是欣赏甚至赞美了。但是不论王朔笔下的痞子如何“堕落”,读者始终会感觉到他们不是为了物质追求而痞,会感觉到他们痞得有味道,有境界。有一篇评论北京文化的文章说:    
      往日的万里长城    
      往事如烟双泪垂。    
      为别人披上喧嚣的羽绒服    
      为了保证“好为人师”这个中心,首先要做到“不求为人师表”。有些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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